曾几时，我们也在风华正茂的时代赶赴考场，经历人生的那段青春岁月；上海约瑟互感器人向那些经历高考或即将高考学子们的青春致敬。
又一年的高考来临。昨日看到人人上的一条状态：“关于高考，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”顺手回复了一下，得到同学们的众多点赞。想想我也老了，可以回顾一下历史，不妨就再深刻反省一下。
1977年，一股新鲜空气瞬间吹遍中国大地：“要高考了！”高中的老师们突然变得精神焕发，神采奕奕起来。
还是在两年前，我从成都随父母转学到蚌埠。本来在成都已经上了高一，但是两地入学时间不同，分别是在春秋季，要么升半年，要么降半年。老爹他们不知怎么想的，让我降了半年，从头念。回忆历史就是这么奇妙，让人感叹：幸亏降了，让我赶上了高考，要不然就得下乡插队去了，人的命运就很难说了。
那时的中学生根本不念书。我惊讶地发现，蚌埠这个中学的学生更是如此，上课时间全在瞎闹，下面学生打架说话闹哄哄一片，谁也不听老师讲啥，想听也听不见。教语文的女老师只好装作啥也看不见，只顾讲自己的，下课拉到就走。只有那个化学老师还会吼几句，镇一下堂，他是秃顶，天生就有股煞气——这个场景怎么好像现在日剧里的中学生啊？
我同桌的那个家伙是个捣蛋鬼，上课时不时要戳你一下，你要是回敬的话，他更是闹个没完。最后好像是和他打个平手，他也就收敛一些了。但这种环境马上也就习惯了，也处了几个要好的小伙伴。一个小伙伴潘同学说，他舅舅在合肥的中国科学院里上班，那里全是高精尖的玩意儿，晚上有道好亮的光柱刺破夜空——想来就是现在的贤康神柱的前身吧，连厕所里面都装了白白的坐便器——他说的是董铺岛上的光机所。马同学说他姐姐是复旦毕业的大学生，我到他家里时，他翻出来姐姐发表的一篇论文，上面全是稀奇古怪的数学符号，让我好生羡慕。他家里是有些背景的，要不然姐姐也当不了工农兵大学生。
学生们热衷的是些社团活动，这是真正的社团——共青团，而且只有这一家。团活动大约就是打扫卫生、往乡下送肥之类——所谓的肥料不是大粪，而是居民生活垃圾，也就是烧过的蜂窝煤和烂菜叶啥的。在成都时送肥下乡是个好活动，借来一辆大板车，装满垃圾后，由一个力气大的同学主拉，其他人在侧面助推。这不光是锻炼身体，重要的是到郊区农村，看看农田油菜花啥的，新鲜刺激，相当于现在的春游了。
在蚌埠这个活动也不错，知道了周边一些地理地貌。相对于天府之国来说，这里比较荒芜，满世界褐色的土地，农田里胡乱横躺着深沟，乡间小路泥泞不堪，天晴后路面凸凹不平，拉车很是辛苦。没有太多的绿色，冬天贼冷，路边的河沟里通常都结着一层冰，上课时学生们也顾不得打闹了，都在拼命跺脚取暖，那个薄薄的解放鞋真是让人受不了。
这么差的环境为啥还要从天府之国迁过来呢？因为那时安徽有肉卖！国营的菜市场里大家排着队，争购那一小堆一小堆切好的肉，每堆份量都是一定的，只是有的肥些，有的瘦些。挤在挡板外面的人，手都指着那几堆白色多些的，吵吵嚷嚷的，生怕售货员拿错了。这些事情都是老爸单位上先来探路的人，回去后给大家传说的。于是，他们几个战友一合计，集体调了过来。
还记得临走之前的几个月，顿顿吃的都是青菜，没有任何油水，按现在的标准来说，大家身体都十分清瘦和健康。老妈家的领导要送行，搞了一餐家宴，其中炒大白菜深得大家赞赏，因为有肉味，像是肉丝炒白菜似的。这个菜的大厨是他家当工程兵的儿子，得意地给大家传经：要先把生姜在油里爆一下，炒出来就带肉味了。这个偷偷学来的厨艺我一直记得，不曾想以后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。
虽然一直向团组织靠拢，不过团组织不待见我，我猜测因为家里是设计院的，一听就是知识分子出身。其实还不真是这样的，虽然父母有点文化，但一辈子干的是政工——好在政工是由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干了，而不是那些真正的工人农民大老粗。团干部、班干部和评选的先进积极分子几乎是清一色的工人和农民家子弟，他们如鱼得水，班长和团支书好像现在的黑老大那样，喝香的吃辣的，对学生们发号施令。看得出来，老师也比较宠他们。
不过仔细想来也不是这样，比如女生就会得到照顾。同样是设计院的一个女生陈同学，当了团支书（可能是付的），她家才是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家庭，老爸是工程师，老妈是教师。另外一个外面转校过来的女生张同学，据老师私底下神神秘秘地说，她爸是给林彪开飞机的，死在了蒙古的温都尔汗，家里因此给发配到了安徽这旮瘩里来。老师挺照顾她，也给她安排了一个小位置。这几个女生人都很好。比如说，那年我们在旁边的第三纺织厂学工劳动，也就是不拿钱的临时工，车间里纺织机里的梭子撞击声吵得耳朵都要聋了。中午大家都是自带的盒饭，看我啥也没有可怜兮兮的样子，陈同学就专门带了午饭送给我。
那几年事情真多。先是批林批孔，接着是唐山大地震，伤员全国转移治疗。学校里也住满了，空地上置了床和蚊帐，到处是护士和残疾人。其实我们也和那些伤员一样，都是住在室外，因为传说其他地方也要地震。有些居民在马路当中用碎砖石、瓦片、油毛毡、竹竿等材料搭起了窝棚。不过，设计院还是有钱的主，单位出资建了几个大平房，所有职工都住在里面，一排平板大通铺上，一家一个蚊帐。半夜里，各家心照不宣地挨个钻出帐篷，在痰盂里小便，嘘嘘声此起彼伏，煞是一道风景。
几位国家领导人也先后去世。尤其是毛泽东走的那阵，每人都佩黑袖章，大家列队在操场上，全国同步参加追悼仪式，大喇叭里播放着哀乐，让人觉得这个国家马上要完蛋一样。
那阵我闲得慌，买了一套《知识青年自学丛书》看了起来，其中数学和化学看得比较带劲。若干时间过去，忽然间，传来可以参加大学考试的消息。这下倒让人有些手足无措了。大家谁也不知道考什么，怎么考，也没有参考资料和习题。那时的教科书上多是些毛主席语录，实在的内容很少。我好像是拿了《丛书》上的习题做练习，老妈从报刊上剪下不少新闻，作为政治复习资料，她又拐弯抹角地从熟人那里讨到一些文革前的考试题，手抄后拿回家来。那时搞到题目是凭关系的，而且这可能是全国性流传的手抄本。
学校风气和课堂纪律陡然一新，所有的学生都开始听讲了，上课再也没有人打闹嬉笑了。老师们喜笑颜开，但他们还是有些不适应，应该怎么讲才能让这帮啥也不会的小子们补起来呢？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同学的水平到底如何，哪些好些，哪些差些。之前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，根本就没有过学习成绩这个概念，他们也从来没有关心过。
于是，学校搞了几次摸底考试。这下才明白，平日里那几个完全不在眼里的，既不是团干也不是班干的学生，原来就是现在意义上的好学生。我那时几次考试都是学校第一名。其实那些考试放在现在，可能连小学生的水平都不如。可是，物理老师说得好：我们就是要矮子里面拔将军！
我很高兴地变成了将军，一扫被工农子弟压迫的闷气：妈的，什么破团组织，老子现在还不想屌你呢！
物理老师在课堂上大谈特谈高考对社会的影响，和念大学的好处，例如大学生毕业后吃糖无需配给，而农民还是农民！他的风向转得很快，之前宠着的是那些工农子弟，转眼间便对他们不屑一顾了，对成绩好的学生另眼相看，这让本来不喜欢他的我，也对他开始有了好感。还是很感谢他，让懵懵懂懂的我明白了，原来这世界真的要大变了，不只是当不当将军的问题。
他的名字我还记得，因为我们用化学分子式改称他为硫化砷。他的教学水平其实不高，有时讲题还能被我找出错误。不过，他也让我出丑过。一次他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，以为我肯定会做的，点名让我上台演算，而我恰恰不给面子，真不会做，站在那里下不了台，好尴尬一个！
刘老师的一席话让那些团干部们傻了眼，他们这才意识到了：风向开始转了。我估摸，原来他们都是想凭借出身好，毕业以后想从政当干部的。而我们这些臭老九家的，原来从没想过这些，早早就准备好走毛主席指出的路：“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甚至我都想好了，要干就干个有技术的活，比如说当个电工。
不自觉间，我的周围开始围聚了各种同学，包括以前的那些班干部团干部，逐渐地也和他们交上了朋友。其实有些同学并不是要巴结我， 例如王班长和孟团干， 他们是真正知道了，成绩好才是老大！那次学校体育课测试800米跑，最后百米我都已经喘不过气来要倒地了，王班长还拉着我的手，硬把我拽过了终点线，差点给翘了。
好像从那时起，我也混了个课代表啥似的，有几个女生趁交作业时老要套下近乎。早先有几个和我要好的小伙伴，这时近水楼台先得月。苏同学本来学习成绩很差的，后来不知不觉间成绩开始好了起来，甚至有次化学考试，我俩拿了全校第一第二名，这下轰动了，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，包括我。实际上我并没有特意教他啥，只是他有问题时我帮助解答而已。这事传开后，好几个同学都来找我，有一个干脆直接把我拉倒他家里，拿出书来硬要我当场给他讲课，也就是等于现在的家教了，不过是义务的。让他自己有什么搞不懂的地方问我，他连问什么都不知道，这让我好为难：这哪是一下就能给你讲懂的，何况我又不是你的朋友！
这时我最喜欢的是数学，恰好那时徐迟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刊登了长篇文学报告“哥德巴赫猜想”，一时间陈景润的名字响彻祖国大江南北，知识分子地位空前高涨，数学变成香饽饽。
还记得，数学老师个子不高，成天拿了个三角板，在黑板上画角度写公式。他人很好，并不会对哪个学生特别照顾，即使对于我。其实，他是最早赏识我的老师。还在学测量绘图时，我们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，拿了标杆、平板等测绘仪器在学校里测距，我负责指挥和最后绘图，最后完成了一张绘图漂亮和尺寸准确的校园图纸作业，交给他后称赞不已。
后来我终于把《丛书》的数学册看完了，受益匪浅。因为它的后半是讲的微积分，我把它的意义和方法都学会了，说方法其实也就是简单的背了几个公式。想想，那个年代的学生连三角函数都搞不懂，要是知道了微积分那还得了。解析几何中求极值啥的，用个洛必达法则简单几步就搞定了，那些初等方法只是用来对付改卷的，我完全可以先用微积分验证一下结果是否正确，然后再交卷。
不过，那时班上也有两个数学好的学生，家里是真正的工人，没有任何《丛书》指导，也不会微积分，数学成绩和我有得一拼，我十分佩服。可惜了，他们只是单科好，其它都不行，马上就在第一轮淘汰中被刷了下来。
这第一轮就是市里组织的考试。原本说好是应届在校生都可以参加高考的，女团支书那时写的作文题目就是“接受祖国的挑选”——这是那时高考的口号。但是下半年一道通知下来，在校生必须经过选拔，才能参加考试，而历届生全都能参加。这一轮考过以后，学校里只有我和夏同学活了下来。不过，其它同学都心安理得的复习去了：谁知道第一次高考是怎么回事，还是让那些不怕死的先去踩踩地雷吧！
于是，我和夏同学成了好友，都不到学校里上课了，因为学校里又恢复了正常的课程进度，不再搞复习了。学校不管我们，我们就闭门在家复习，因此也和班上其它小伙伴们疏远起来了。有时，我还到他那个小窝棚里面聊聊，他家里好像也是个小干部，为了复习清静，他搬进了窝棚。我们互相交流经验。我发现，他把公式等抄成整齐的图表，挂在墙上四周，很受启发。不过，我好像并没有这么做，通常是晚上睡觉前，在脑子里把当天的知识再重新回顾一遍。
我的语文不好，有一次我把作文拿去给语文老师看，她批了我一顿：简直就是八股文！一琢磨，她说的在理，因为一天到晚都是看的报纸八股文。咳，也来不及学了，好在那时只强调数理化，大家都认为语文只要糊糊就行了。
报考哪个学校好呢？把登了招生名额的报纸翻开来，其它学校在安徽招的人数都少，一个专业才几个，只有安徽本地的招生人数多。从上往下排：中科大、安大、合工大。理由很简单，中科大有“中国”，安大是“安徽省”，合工大只代表“合肥市”，完全是按照行政区域级别来的。那时的清华北大还比较臭：文革期间，“四人帮”的打手“梁效”常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社论，文革结束后被揭露出来，这个“梁效”就是清华北大两校的代名词。
转眼之间，秋去冬来。到了考试时间，一到考场，吓我一跳，遍地乌压压的一片人，看起来都是成年人的模样，而像我这样稚嫩的中学生几乎看不到。心里陡然增加了压力，怎么能和这帮大人较量赢呢？
试题难度不太大，和复习时的那些题目差不多，具体是些啥记不清楚了。只记得，语文作文好像是写自己的理想抱负，我大约写的是要发现新元素啥的。政治考试有道题是写出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平日里给灌得滚瓜烂熟的东西，到了节骨眼上却掉了链子，有一项就是想不起来了。我坐在后排，交卷时老师还没有到我这里时，随口问了一下旁边的那位。本不指望他回答我的，结果他却告诉了我，赶紧写到卷子上，正好老师来收卷了。
后来我也回顾了，这件事是否道德？我的结论是，我们是玩技术的，政治这玩意儿，就像《水浒》里面的生辰纲似的，属于不义之财，不打劫白不打。
数学考试结束后，旁边的那位来问我一道题的结果，有来有往嘛！那是一道解析几何，要把一条代数曲线旋转后写出方程。我的解是椭圆曲线，一看他的解是圆，不禁呆了：“一个圆再怎么旋转也是圆啊，那还值得去旋转吗？”这么一说，他也意识到做错了，可惜他已经来不及修改了，卷子马上就被收走了。
高考结束后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消息， 那时是不公布高考成绩的，考得如何一点没底。既不知道自己的，更不知道别人的平均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老妈有时拿回一张报纸，兴奋地说：又增加招生名额了！一看，大约是讲，录取比例由1/35提高到1/30。这还不是一回事！录了我一个，就有其它30来个人被刷了。同样，录了一个别人，我可能也就被刷了。
但是，最后还是收到了中科大的录取通知书，而夏同学却落榜了，据说全市在校中学生也只有很少几个考上大学的。那时是没有调剂的，报错了学校也就全完了。我一看录取专业，心里凉了大半，不是我想上的数学，而是莫名其妙的“磁学”，明摆着是徐迟的报告把我的数学梦给撬掉了嘛！这个磁学是搞地磁场的还是搞磁器（瓷器）的啊？跑去问物理老师，他也说不上所以然来，但肯定不是做磁器的，这才放心了一些。
记得物理老师还神情兴奋地道：“你考上了就好了，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：既然他能考上，我们也能考上！”我心里颇不以为然，心想未必吧，其它同学和我的差距，大约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才清楚。
后来市里要搞中学生高考复习动员会，让我作为录取大学生代表去发言，大约是因为我上的学校是最好的吧。我站在大礼堂的讲台上，面对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，第一次做了个报告。意思大约是，人要给自己加压力才行。这个概念是那个时代才独有的，学生都在学校里吊儿郎当惯了，谁还有压力这个概念啊！
拿着录取通知书，去市里办转户口手续时，看着一大堆人围着一个女办事员讨好着她。轮到我时，她看了通知书一眼后莫名其妙起来，随意找了个借口把我打发走了。次日再去办，她又找了另外一个借口把我赶走了。把老爸惹火了，那个时代办事都是要送礼的，肯定是那个女的没有收到礼，故意来刁难。于是，老爸找了那个单位的头头，声明高考是国家的政策，不得违背。头头还是懂得轻重，这边赔个不是，那边一声令下，马上就给办好了。
学校里没有啥欢送仪式和红榜，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去市里相馆拍了张照片而已，大概有：潘同学、苏同学、马同学、王班长、孟团干。然后我把珍藏的一本邮册送给了马同学，里面都是舅父以前送给我的外国邮票，以及一些自己收藏若干年的邮票。心想，以后要好好学习了，不能再玩这些业余爱好了。
1978年3月8日妇女节，我和单位上另一位录取到6系的同学，一起坐火车到了科大。最初的印象是，这完全不像是国家级的大学啊！图书馆前面有一个偌大的泥水坑（现在郭沫若像前面的广场草坪位置），学校的围墙是土砖的，墙上贴着许多牛粪饼，校园旁边全是农田，农民就把牛粪贴在墙上，晒干后当燃料。
班级里第一次开会，同学们纷纷对学校状况表示不满，认为被“中科大”的名字给忽悠了。班长“老大”说：“我还以为科大是在北京，怎么跑到这个旮角里来了？”几个同学一致附和起来。看来，就我没被忽悠，我早就知道它在合肥！不管是怎么来的吧，反正这里面集聚了那个时代的青年精英，真是一大群牛人、奇人、怪人，平凡的我马上就给湮没掉了。
我是班上年龄倒数第二，后来听说，当时学校是想把我放到少年班的，不知是否如此。幸亏没有去少年班，那个班级的学生更是奇葩，我去了还不又得给憋屈死了。那时有个新闻纪录片就是拍的少年大学生，我在假期回家时，在设计院的大礼堂里看电影，正片之前就放了这个短片。
科大的校训是“又红又专”，我是不够格的，只专不红，但是老大是典型的红砖。他的年龄比我们高出一大截，是从海南的农场里考来的。那时科大招生招的都是些年龄小的，但是老大的高考成绩实在太好，科大不忍割舍。他现在已是学界的一个牛人，在Iowa大学研究计算凝聚态物理。他是毕业那年出的国，先去的意大利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读博，而那时的其他同学，大多是考了李政道搞的CUSPEA考试后，到了美国读研。